近日来，关于“上海民办‘幼升小’考题难倒家长”的新闻上了头条，幼升小考试现场的火爆程度甚于高考。做娃娃不易，做家长更难。

这让我想起了邓小平在30多年前说的一句话--“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在此之后，又衍生出了“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还有抗灾急救、法律意识、作风传承等等各种需要从“娃娃抓起”的标语。娃娃们的世界一下子丰富多彩起来。

而从目前来看，竞争从还没出生，就已经开始了。仅从娃娃抓起显然已经不够，必须从胎教、父母，甚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里就要时刻准备着。照这种推演来看，以后是不是就会把原因探究直接追溯到人猿进化、单细胞生物，甚至宇宙爆炸？

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于从源头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再来看两组数据：

（数据来源：城市数据团）

不论从哪组数据来看，上海的人口流动数量及人口净流入量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省际与省内流动比、净流入人口占比都位居第一。当人们一边说着在北上广生活的艰难、窘迫、压抑，大喊着“逃离北上广”时，却有着更多人，一代又一代的人，再次默默地收拾行囊逃离家乡。大都市似乎有着她独特的魅力，源源不断地从落后省份吸取充满梦想、活力的劳动力。在人口已经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直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们或许就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东京和大阪的都市圈依旧喧闹繁华，而无数村庄和城镇则归于寂静，甚至凋零衰败。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自己用脚投出的结果。

大都市拥有的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不断地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又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强者愈强。

可是大都市在攫取有效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推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滚回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另一面，弱者愈弱。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

1.从预分配的角度来说，起于生命之处的不公，随着生命的不断成长，以指数的形式被不断放大。

“预分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海克曼教授在2012年第三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概念。所谓“预分配”是指在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甚至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社会为其提供的成长条件上的分配，本质上是再分配的一部分。当前社会“马太效应”和“代际贫困”的链条更为坚固，而通过预分配从源头上打破这一链条，其效果要比之后的补偿性措施更为有效。（所以人们才那么热衷于追本溯源）从预分配的层面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少儿时期的营养需求、家庭和社区环境，父母的养育能力和水平，教育上对认知能力和个性特征的塑造等。

少儿时期由于不利的生长环境（如贫困）所致的大脑发育、健康、认知能力、个性特征等方面的状况，同时，个人适应社会需要的健康体魄、学习能力、自尊自信的人生态度、坚毅自律的意志品质等，都有其自然形成的敏感时期和关键时期，错过了，会使其在未来学院和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影响未来收入。这一传导链条为日益增多的研究证据反复证实。如果难以保证少儿时期较为均等的预分配水平，经过类似蝴蝶效应的收入不平的传导，社会收入差距问题将陷入持久的恶性循环中。

然而，怎样做到生命起点更加趋于公平？

纵向地看，少儿阶段在生命周期内是关键时期，社会回报最大的投资就是对不利的弱势儿童群体的投资；横向地看，预分配水平在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不同城乡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应该加大预分配均衡性的支持力度。预分配的功能定位是降低起点上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理想目标是为每一个成员提供较为丰裕和平等的生长发展条件。

第一责任人应该是政府。积极做好预分配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体现在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一个经济不断发展、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迈向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对下一代——尤其是贫困者的下一代——赋以较好的营养、健康和教育上的保障，这是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尽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为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为主，这是与提高公民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卫生、健康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措施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提供人们进入不同就业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

其次，从经济收益的角度，预分配阶段的投入收益最大。海克曼教授的研究表明，对学龄前儿童的培养（营养、健康、照护及教育）投资，年度回报率达6%-10%，既高于在校教育和毕业后在职培训的年度回报率，也高于同期证券市场的年度回报率。相关测算指出，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可以获得高达17美元的社会回报。由此来看，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父母宁愿省吃俭用也要让娃娃们参加各种补习班？

从源头上做好分配可有效规避“差之毫厘”的放大效应。对贫困阶层的学龄前儿童进行投资，保证每一个儿童获得良好且相对平等的学前教育，就可在很大程度上环节不利的初始条件对其获得发展机会的负面影响，扩大其未来可行能力的区间范围，有助于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链条，进而从根源上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共发展。很早以前就有人呼吁要把幼儿园也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鉴于预分配的重要性，不少政府和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各式措施对弱势儿童从出生之前（孕育期）直至入学（通常指6周岁）期间进行有质量的综合性早前发展干预，这被认为是根除贫困、保证社会公平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同时，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广泛地实施供餐计划，并对女童、孤儿和弱势儿童群体发放“可拿回家的口粮”。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32个国家的学校供餐情况进行的调查分析结果，对于贫困群体来讲，校内供餐和发放“可拿回家的口粮”提供了很好的食物激励措施，提升了入学率，尤其是女童的入学率，降低了辍学率。进一步来说，这些项目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认知能力，这一结果在多国（包括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数据分析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2.通过强化教育公平才能有效地应对升学难、天价学区房、大城市爆棚等社会问题。

在实行市场经济时间比较长的西方国家中，一般都是通过公共财政来实现收入再分配，而在所有再分配手的段中，具有突出地位的就是义务教育体制的确定，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同时米德也认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意义的影响。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公立教育，基本上体现了向穷人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有利于公平的。

义务教育的调节机制就是通过国家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体学龄儿童实行一定年限的免费教育，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来提高人的劳动能力，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在当今社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并非财产收入，而劳动收入又主要取决于人的劳动能力，教育是提高人的劳动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义务教育机会均等设有障碍，在非义务教育乃至人力资本市场上就更不可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原有的收入差距不仅会继续下去，甚至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很多原因中，居民劳动力的质量存在较大差距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劳动力质量的差别在体力上的表现并不大，但在智力上的表现则大不相同，而造成智力上的差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受教育程度的不同。

要使义务教育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主体应当合理；二是义务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数量应当充足；三是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在地区之间应该公平；四是义务教育的教师资源在地区之间的配置应该大体一致，如果由于财政投入的差异而在此不同地区之间的教师收入不同，那么不同地区之间的师资就会出现很大差异，显然对贫困与落后地区是不公平的。

总之，当富裕家庭可以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成长环境和优质教育时，财富甚至智商，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可以“被世袭”，而“阶级固化”也呈愈演愈烈之势，每每谈及房价、教育，似乎都绕不开这四个字。“怕蚀底”成了重重压在人们心上的烦恼事，透支了太多的财力、体力，甚至脑力、心力，“不公平”，戳动了太多人的神经。